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党的二十大鲜明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为新时代城市治理工作锚定方向、明确路径。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精准研判发展态势，明确我国城市发展已进入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明确提出要聚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超大城市治理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安全是城市科学发展的底线，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安全可靠”作为韧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凸显了城市安全治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灾害事件频发，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产业、财富高度集聚，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同步提升，传统“被动应对、事后修复”的防灾减灾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借鉴人体免疫学思想构建城市抗灾免疫体系，为破解城市安全治理难题、推进城市对应“黑天鹅”式远超设防标准的极端灾害提供了创新路径。
一、城市安全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种类多、分布广、强度大，与此同时，城市化率已突破66%，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40%的人口和65%的GDP，城市成为灾害风险的“集中承载地”。从唐山大地震到“5·12”汶川特大地震沉淀的刻骨回忆，从郑州“7・20”极端暴雨到北京“7・31”特大暴雨引发的连锁灾害，一次次灾害警示我们：现代城市早已成为一个高度互联的复杂有机体，电力、通信、交通、供水、排水等各类生命线工程环环相扣，任何一个节点或环节失效都可能引发系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灾害风险呈现显著的级联放大态势，牵一发而动全身，险一点而威全局。
当前城市安全治理存在三大突出矛盾：一是传统设防标准与极端灾害情景的矛盾。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设防水平总体偏低，部分老城区、城乡结合部设施老化，面对超设防水准的极端灾害时防御能力明显不足；二是分散治理模式与系统灾害风险的矛盾。各部门、各区域防灾减灾工作存在“条块分割”现象，缺乏协同联动机制，难以应对跨领域、跨区域的复合型灾害；三是经验型治理与科学化治理的矛盾。灾害应对多依赖事后经验总结，缺乏系统化的风险识别、仿真推演和能力迭代机制，强调治理的权责清单而轻治理的执行落地。这些矛盾的存在，迫切需要以创新理论引领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城市安全治理作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载体，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免疫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城市安全治理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操作框架。
二、城市抗灾免疫体系的核心内涵与理论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修力教授在借鉴人体免疫学思想的基础上原创性提出了城市抗灾免疫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逻辑，是将城市视为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能力的“生命体”，将各类灾害风险源比作“病原体”，通过构建“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记忆免疫”三级协同防御体系，实现“感知风险、抵御冲击、快速恢复、持续进化”的现代城市防灾管理目标。这一理论既吸收了人体免疫学的科学理论，又立足我国制度优势和城市运维实际，具有鲜明的理论创新价值。
（一）固有免疫：筑牢城市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固有免疫是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生俱来的防御能力，聚焦生命线工程系统这一核心，基本目标是当发生远超设设防标准的灾害时系统“防得住”。与传统“基于概率的平均化设防”模式不同，固有免疫强调“识别要害、精准防护”，通过科学界定关键系统中关键设施功能的“可接受阈值”，实现城市防御能力的高效配置。例如，电力系统需保障医院、应急指挥中心等核心场所供电不中断，交通系统需确保救援通道畅通，这些都是固有免疫的核心防控目标。
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已开展抗灾固有免疫能力建设实践。合肥市构建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体系，通过物联网技术对燃气、供水、桥梁等典型生命线工程设施进行实时监测，累计高效处置三级以上险情3060起，推动城市地下管网事故发生率下降60%；深圳市在城市更新中强化抗震、防洪标准，将核心商务区作为整个城市的防灾要点，设防等级提高至百年一遇，筑牢城市抗灾固有免疫能力基础。这些实践表明，固有免疫建设必须坚持规划引领、重点防控、科技赋能，将底线理念贯穿城市建设、发展和运维全过程。
（二）适应性免疫：提升灾害应对的“应急响应能力”
适应性免疫是城市在灾害发生后快速响应、有效处置、精准恢复的能力，核心目标是“响应急、恢复快”。这一体系并非简单修复受损设施，而是通过机制创新、资源整合、协同联动，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同时实现管理能力的动态提升。我国“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为适应性免疫建设提供了独特支撑。在应急处置环节，适应性免疫强调“扁平化指挥、跨区域联动”。2023年京津冀地区应对暴雨灾害时，国家防总统一调度，河北、天津紧急支援北京门头沟、房山等重灾区，电力、通信部门组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内恢复重点区域供电通信，彰显了适应性免疫的高效协同效能。在灾后恢复环节，适应性免疫注重“精准施策、民生优先”。郑州“7・20”暴雨后，当地政府建立“一户一策”帮扶机制，同时结合城市更新，投资534亿元推进防洪排涝设施改造，将灾害恢复与城市功能升级有机结合，实现了“从恢复到提升”的转变。
与西方市场化恢复机制不同，我国适应性免疫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同时发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优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灾害应对模式。中国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全球城市灾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记忆免疫：构建治理能力的“迭代升级机制”
记忆免疫是城市通过总结灾害经验教训，实现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核心动力，核心目标是“学得会、用得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城市安全治理同样需要建立“从灾害中学习”，将经验方法上升为科学制度，从而实现现代化治理能力水平的提升。
我国防灾减灾事业的发展历程，正是记忆免疫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唐山大地震后，我国建立全国抗震管理体制，出台第一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修订《防震减灾法》，将建筑抗震标准提高至国际先进水平；郑州“7・20”极端暴雨后，国家减灾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明确要求建立重特大自然灾害调查评估与案例复盘机制，统筹推进城市防洪排涝治理并完善相关标准。这些实践表明，记忆免疫的核心在于“制度化总结、系统化应用”。
当前，记忆免疫建设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构建了全国统一的灾害数据库，收录历史灾害案例120余万起；应急管理部开发的灾害情景仿真系统，能够模拟不同灾害强度下的城市运行状态，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部分城市建立“灾害复盘会”制度，定期总结应急处置中的问题不足，形成“问题清单—整改方案—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通过这些机制创新，现代城市治理正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经验型治理”向“科学化治理”转变。
三、以免疫思想引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推进城市抗灾免疫能力建设，需立足我国国情，统筹规划、系统发力，将免疫理念深度嵌入城市治理各环节，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一）强化规划引领，构建免疫城市空间布局
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总蓝图”，需将免疫理念贯穿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全过程，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推进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优化城市防灾空间布局，科学划分灾害风险区、安全缓冲区和核心保护区，在城市群建设中预留防灾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避免人口、产业向高风险区域过度集聚；二是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识别保障城市运维的关键基础设施，将学校、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公共建筑改造为应急避难场所，在城市道路、管网、电力等建设中筑牢防灾功能底线，确保关键系统关键设施在极端灾害情景下功能水平维持可接受水平；三是加强城乡统筹，将城市免疫体系向县域、乡镇延伸，破解城乡防灾能力“二元结构”，构建全域覆盖的安全防护网络。
（二）深化科技赋能，提升免疫体系智慧水平
科技创新是提升城市免疫能力的核心支撑。一是构建全域感知网络，依托物联网、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对灾害风险源、生命线工程、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二是发展灾害仿真技术，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手段，模拟不同灾害场景下的城市运行状态，为应急预案优化、资源储备配置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完善应急调度平台，整合公安、交通、气象、应急等部门数据资源，构建“一网统管”的应急指挥系统，实现灾害应对的精准调度、高效协同。
（三）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免疫建设保障能力
制度保障是城市免疫体系长效运行的关键。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修订《防灾减灾法》《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明确免疫理念在城市治理中的法律地位，细化各方责任义务；二是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防灾减灾联席会议制度，完善中央统筹、地方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实施基层应急能力提升行动，提高基层应消一体综合救援和全社会防灾避险能力，打破“条块分割”壁垒；三是创新多元支撑体系，发展灾害保险、巨灾债券等金融工具，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灾害应对，完善多元化应急物资储备和快速调拨投送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模式。
（四）优化标准规范，夯实免疫建设技术基础
标准规范是免疫理念落地见效的技术支撑。一是制定城市关键功能可接受水平分级标准，根据城市规模、灾害风险、经济水平等因素，细化电力、通信、交通等生命线工程的设防要求，实现“一区一策、精准设防”；二是完善灾害应对标准体系，修订应急预案、应急救援、灾后恢复等相关标准，推动标准与实践深度融合；三是加强标准实施监督，建立城市安全评估制度，定期对免疫能力进行考核评价，健全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确保标准落地见效。
四、以免疫思想书写城市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免疫思想创新城市安全治理理论，既是应对全球极端灾害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更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生动实践。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日趋复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将免疫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持续强化固有免疫的基础抵抗作用、适应性免疫的应急响应能力、记忆免疫的优化升级功能，必将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让城市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宜居宜业。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吸收城市抗灾免疫思想的深刻内涵，不断完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能力，让城市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中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城市安全基础，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安全、更舒心、更幸福。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抗震免疫基础理论与方法”【5249496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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